青藏铁路沿线藏区农牧民思想观念的变迁

　�.壅�要］ 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就青藏铁路沿线藏区人文环境中较为突出的,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大、制约力量最强的农牧民思想观念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通过研究,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沿线藏区农牧民思想观念的变迁以及在思想观念方面表现出的与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相适应或不适应的诸多问题.

　�.酃丶�词］ 青藏铁路沿线藏区；农牧民思想观念；变迁

　�.壑型挤掷嗪牛� C955"21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557（X）（2005）03-0107-013

　　青藏铁路新线（格尔木—拉萨段）将于2006年7月试运行.建成后的青藏铁路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西宁至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全长1956公里.按设计路线,青藏铁路全线将穿越青海省环青海湖地区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青南地区的玉树藏族自治州,越唐古 拉山后自北向南经过西藏自治区的那曲地区到达拉萨市,沿途将通过刚察、德令哈、格尔木、南山口、五道梁、沱沱河、安多、那曲、当雄、羊八井等十向个中间站.上述地区大部分为藏族聚居区（以下简称为沿线藏区）,这条拉动青藏两箥区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线开通后,必将首先带动沿线藏区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最直接的轻罪益地区也将是这些地区.因此,青藏两省区在制定西部大开发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生态环境保护战略以及区域总体规划等时,必须重点考虑上述地区的各项发展战略与总体规划.而在规划和实施这些战略时,除了要重视有形资本的评估与开发外,还必须对人文环境等无形资本进行正确的评估、开发与优化.改革开放20多年中,东西部发展差距日益加大的经验证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首先要求有一个相对超前的、优化的人文环境.影响这些地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经济的因素,还在于制度文化、社会传统、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道德、规范等人文环境方面的欠缺.

　　人文环境涉及的领域很广,本文仅就青藏铁路沿线藏区人文环境中较为突出的,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大、制约力最强的农牧民思想观念问题进行了调查,在分析、归纳调查结果上,进行了综合评估.

　　2000年7月至2002年8月,我们选择青藏铁路沿线的青海省海北的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沙柳河乡、海晏县金滩乡,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都兰县察汉乌苏镇、夏日哈乡,乌兰县赛什克乡,格尔木市唐古拉乡,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结杂乡,西藏那曲地区那曲县那曲镇、安多县帕那镇,拉萨市等一些城镇和农牧区为调查点,以问卷调查、入户记谈和体验观察观察等方式就农牧思想观念的变迁进行了深入调查,通过对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和研究,试图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通过研究,使当地政府和群众意识到思想观念的先进与否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直接或潜在的影响,认识到更新思想观念的重要性；二是通过研究,集中反映沿线藏区思想观念方面表现出的与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使干部群众对青藏铁路通车后必将带来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论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历史上沿线藏区传统农牧区,包括发育程度很低的城镇的社会特征是在社会生产水平极低的条件下,在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一家一户的范围内,以简单的工具为手段,以人力、畜力为动力,以土地、草场和劳动力为基本生产资料来实现对自然力的开发和利用.传统农牧业规模不大,一家一户靠自己的劳动对小块土地和少量的牲畜进行独立经营,采用传统技术、手工劳动,农牧户与社会联系松驰,生产主要以传统经验为指导.传统农牧区社会生活方式单一,农牧民赖以生存的最主要手段是务农务牧.各分散的村落、部落之间很少有联系,交往范围较小,交往对象以亲属、邻里为主,人际关系注重情感、伦理和氏族.在消费方式上,基本上是自给自足性的消费结构,只能维持简单生存.从总体来看,以农牧业为基础的生活体系,以家庭为单元的生活格局,浓重的宗教色彩及传统性等,是沿线藏区传统农牧区的基本特征.

　　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沿线藏区人们的传统观念陈旧、单一,具有明显的乡土性和保守性.沿线藏区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宗教文化,这种文化通过上千年的积淀,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很深、很普遍.长期以来,高原恶劣的地理生存环境给人心理上的威慑压力,加之佛教"因果"、"宿命"学说的传播深入,造就了沿线藏区以藏族为主的各民族特有的性理框架,表现在对人生、对生命认识上的独特性.这种认识上的独特性在实践中则反映为重来世,轻现实；重供奉,轻奋争；重理想,轻现实；重仿佛,轻科技；重祭礼,轻创造；重命运,轻劳动等等的观念物质.这种观念给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安于现状,不求上进,自我陶醉,安于贫贱,追求安稳,自得其乐；在经济生产领域,则靠天养畜,生产热情不高,钻劲不大,不去主动研究自然规律和全面系统地总结生产经验,不去研究生产难关和联合行动新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工具.结果,生活水平、生产工具远远落后于时代.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形成了沿线藏区各民族共有的狭隘的地区意识、封闭的地区意识和浓重的宗法意识,使观念文化明显倾向于和自然经济、农业文明和游牧文化相吻合.这种心理意识和观念文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得以充分伸张,但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沿线藏区也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社会发展新阶段.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推进了藏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一举解决了沿线藏区长期没有解决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问题.改革不仅赋予了农牧民以财产权力和择业自由,也使农牧民从旧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沿线藏区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转向商品经济,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

　　以商品经济、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现代生产方式,是开放、活跃、能动、先进的生产方式.由于商品经济的注入,生产、生活分工的细化,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由于机械化生产的推广,使得农牧业生产率、社会的生产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的大规模应用,人的文化知识水平等素质大大提高,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新思想、新观念不断产生和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沿线藏区第二、第三产业有所发展,农牧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农牧区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社区社会分化也不断加速.伴随着农牧区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变化,农牧民开始重视信息、科学、技术和文化,农牧区社区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在农牧民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中有所反应,尤其是随着外来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传播,广大农牧民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也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现代商品社会中独立的个性认识、民主观念、法制观念、开放意识、竞争意识等逐步地、由被动到主动地为沿线藏区农牧民所接受.

　　一、人的个性认识发生本质的变化,"宿命论"心态环境的潜在性与稳定性被逐步打破

　�<<匀说母鲂匀鲜�,即所谓的独立意识、主体意识,是现代社会重视人权、强调个人尊严和自我价值的体现.现代社会是工业化社会,社会分工高度专门化,人的自我意识增强,为适应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生存,人必须要有个性,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及创新精神,个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和标志.现代社会的建设,需要激发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而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激发这种创造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基本条件之一.在沿线藏区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个性的认识主导模式是受藏传佛教特有的思想教育及其伦理导向支配的个性认识.藏传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就其理论实质而言,它所追求的理想个性是超尘绝俗、泯灭贪欲.管中对个性的认识建立在"无我"思想基础上.由此决定,它是对现实人生和人的个性的一种否定,它不注重实际人生理想.因而是一种向内追求,多少蕴含着人格的单一化趋势.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为"的人已降格为"自然"的人.许多人对于"佛"的旨意从不怀疑、从不违背,不知也不敢自己思考和判断,再加上长时期内官方、寺院对教育的垄断,使广大农牧民缺乏相应的文化知识,更加强了这种遵从神命、惟命是从等浓厚的人身信赖性色彩,以致造成一种习惯和心理定势.反映在生命观、宇宙观上,表现为以灵魂转世至上,乞求来世幸福当作人生奋斗的目标,把今世仅仅作为中转站.行为上有意游离现实,回避现实,不重视现实,对现实中的困难和问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社会问题、经济生活、藏族前途均换有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态度,把自己局限在半是虚幻,半是现实,半是清醒,半是麻木的心态中,模糊了人生价值,模糊了社会进步的坐标,钝去了奋进的锋芒,影响了民族整体的素质和创造能力,更影响了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从深层次上层,这种现实人格的缺乏个性和缺乏创造性便构造便构成了沿线藏区社会发展中出现个性短缺、落差和困惑的主要消极因素.追根寻源,其直接原因还在于旧文化价值观的痼疾.

　　沿线藏区走向现代化,其起点在于对人的个性的重新认识和个性的解放,因为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起始源泉.

　　改革开放后,沿线藏区也逐步实现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经济体制,确认了不同所有制主体,包括国家所有制主体、集体所有制主体和个体所有制主体等等多元化的主体性存在,强化了其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同时,"左"倾思想的清除与思想解放,以及创造性的改革实践,又使人们不断冲破观念上、思想上的束缚,使主体性得以高扬.因此,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已唤醒、强化了人的个性的主体意识,使社会整体呈现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沿线藏区各个阶层的人——从国家工作人员、各个行业的做作业者到农牧民,个性自由的观念开始在不同层面上确立,人们都不同程度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作为社会的人,只有个性的全面的发展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寻求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满足其需要,实现其价值,人们对自己做自己的主、自己向自己负责的意识不断增强,共性至上的原则、"宿命论"心态环境的潜在性与稳定性被逐步打破.

　　为了较为直观地反映沿线藏区人们对人的个性认识的变化,我们设计了一组问卷.在问卷中我们向被访者提出了5个有关对人的个性认识的问题,并请他们就设定的答案进行回答（见表1）.

　　1、"是否相信命运"：被访者回答"根本不相信"、"有点相信"和"完全相信"的比例分别是分别是44．7％、36．7％和14．7％,由此可见"因果"、"宿命"的观念已逐渐为相当一部分人所摒弃,"宿命论"心态环境的潜在性与稳定性被逐步打破.

　　2、"是否愿意自由支配自己"：被访者回答"完全愿意"、"一般情况下愿意"、"人总是身不由已"的比例分别是54．7％、20．7％和18％,这说明"我是独立、自由的个性,我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活动"的现代个性认识已被相当一部分人所接受.

　　3、"是否能够展示自己的愿望和需求"：被访者回答"完全能够"、"有时能够"和"大部分情况下做不到"的比例分别是32％、40％和22％,这一比例相对较小,反映出"我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的需求和愿望,并且为此付出努力"这一张扬个性的现代理念还并不完全为大部分人所接受.

　　4、"是否希望独立解决问题"：被访者回答"非常希望"、"有时想信赖他人"和"完全想信赖他人"的比例是39％、42％和13％,肯定答复的比例略高于上一问题,说明"希望能独立地解决问题,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问题的现状"的观念已逐步深入人心.

　　5、"是否愿意尝试新的事物"：被访者回答"非常愿意"、"可以被动接受"和"无所谓"的比例分别是58．7％、27．3％和10．7％,说明愿意尝试新的事物,有一定探索和创造精神的人群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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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通过调查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人的个性认识,还存在着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以对"是否相信命运"这一问题的回答为例,城市、城镇和农牧区回答"完全相信"的人数分别是12％、14％和18％,依次相差2个和4个百分点.这说明点沿线藏区人口相当比例的农牧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个性认识与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二、封建等级观念在逐步消除,民主意识已开始为公众所接受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在我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民主制度的建设与法制建设同步发展,紧密结合,依法治国已成为汉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尊重与保障人权,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决策水平,加强民主政治监督,充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等民主政策等民主制度建设的各项工作都在稳步推进.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主义的民主意识也逐步为人们所接受.

　　同现代民主意识相比,沿线藏区的传统观念中保留着更多的与之相悖的神权观、封建等级观和特权观念等.众所周知,在旧时代,包括沿线藏区在内的广大藏区社会制度的主体为封建农奴制社会,这种制度在政治上以"政教合一制度"维护封建农奴主的统治,以神权、教权为掩护,通过僧俗封建农奴主联合统治的形式对广大农奴及贫民进行剥削与压迫.在这种制度下,社会、人口两极分化,官家、贵族、上层僧俗虽然人数不多,但地位高,并占有几乎全部的土地和大部分牲畜,主宰着农奴的身家性命,占人口95％以上的自由民、农奴（包括奴隶）基本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遭受三大领主的奴役、剥削.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在文化教育上进行垄断,对佛教文化的大力推行又使传统文化结构形成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的体系.宗教意识通过其系统的理论、迷惑人的说教而深入人心,使统治者得以利用宗教实行愚民政策,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反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神权观、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观念逐步成为藏族传统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这种与封建农牧业经济相适应的等级观念在沿线藏区人们的心理上形成了贵贱等级的心理结构,反遇出自然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人的自主、平等、创新意识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束缚力.

　　上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下形成的贵贱等级的心理结构,客观上孕育上沿线藏区广大民众在行动上绝对服从,在心理上盲目崇拜神权和世俗权力的"奴性",表现在惟活佛、惟经典、惟旧制、惟上司是从,在新事物面前,不知所措,不去创新,瞻前顾后,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胆略,从骨子里透射出一种对专制、等级制度的敬畏和依附.

　　全国解放及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从根本上铲除了沿线藏区的封建等级制度,解除了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人身依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使沿线藏区人民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政治参与日益广泛.沿线藏区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泛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地方事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逐渐形成,公民的政治权利、生存权和发展权、受教育权利、文化权利、健康保障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等各种民主权利不断得以体现,平等权利得到维护,平等观念也得以树立.

　　从民主的发展规律看,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进步,民主的启蒙、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一个渐进的过程,具有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民主的意识和习惯还需要付诸实践才能逐步养成.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家和沿线藏区各级政府制定了各种政策,通过种种有效手段和途径努力推进民主建设,如加大农牧区的教育投入,努力提高农牧群众的文化的素养,给予他们全面的国民待遇和平等的公民权,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对民主的认识能力,努力塑造他们民主型的政治人格,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敢于铅钢的群体,而不是无意志的、受控于他人期待和冲动的工具.帮助他们排遣不同程度的自卑心态,清除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影响,教会运用和保障他们的的各项民主权利,激发他们的想像力与创造力,激发他们民主参与建设、参与管理的政治热情,使他们在民主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提高理性民主观念,养成良好的民主行为习惯,保障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现在,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已逐步为沿线藏区民众所接受.

　　沿线藏区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集中地反映在基层组织的民主选举上.如1999年沿线藏区乡级人大代表和乡级政府的换届选举中,群众参选率高达90％,这表明民主选举在老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前这些地区县和县以下的干部选举几乎都是全票通过,从来没有过干部落选的情况.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干部落选情况,而且还有增多趋势.如1999年,那曲地区干部藻选21人,其中不少都是组织上提名的干部.这说明人民群众民主意识增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的精神状态,一种关注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参与到民主选举中,要选择自己信任的人来当他们的"父母官",为他们真正办些实事."现在人们都有自己的意见,投不赞成票的人越来越多"已成为沿线藏区民主选举中一种趋势.

　�<<源澹�牧）委会的选举、村务公开的参与和关注情况,能较直观地反映出沿线藏区农牧民群众的民主意识的接受程度.为此,我们设计了以下一组问卷（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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