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C31+K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6)02-0054-03
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在我几十年的经验中,觉得首先最重要的事情是学术品德.我过去读书时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争论的问题——这就是朱熹和陆九渊在鹅湖初次会面时的意见分歧：究竟做一个人是"尊德性",还是"道问学".陆九渊就认为一个人应该先树立大者,再说别的,不能老是追求知识,向外发展,应该自己的思想、心态先要好；朱熹就认为一个人要认真读书,追求知识,对天下事物没有一件不去思索考虑研究的,最后融会贯通,才能了解并达到古圣先贤的完人的境界.朱、陆的争论焦点是怎么做一个理想的人,究竟从哪里入手,是从伦理道德入手,还是从读书求知入手.我感觉到,大者什么时候立得稳,很难说,因为一个人的道德操守、思想心理有好多阶段,少年、青年、中年、老年都不一样,而且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说等到了一个人的道德完全确立了,如陆九渊、王阳明所设想的一旦顿悟、发见本身良知良能之后,再做别的,这是不可能的；朱熹对学人要求非常之高,非常之严,也很难做到,只能说是理想.把天下的事情都研究完,最后才豁然贯通,那也是不可能的.宋代的时候,大家知识有限,也许能做到,现在知识这么广博,知识这么爆炸的时候,怎么能做到？我想,学问、知识多,是一种双刃剑,有时候可能用来做好事,也有可能做很不好的事情,而且学问越多的人,欺骗学问差的人也就更容易.隔行如隔行,彼此一相隔就可以行诈.完全从精通业务而达到道德,也是很难说的,应该做到知识上的进步与人品道德上的进步,相辅相成,终生不懈.我觉得,做哪行哪业都得有本行的标准和要求,造诣可深可浅,成就可大可小,但应该时刻注意品德的修养,这确实是第一位的要务.
第一,关于做学问.我认为必须要遵守的几个原则：一是要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个应该一直都要做到.因为我们自己所谓的专家,慢慢地会变成外国人所说的"对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对很少的事情知道非常之多".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很少,所以只能把很少的一部分做好,贡献于世人.所以我觉得应实事求是,承认自己知识的有限.知识的范围那么宽,而人的寿命又很短,必然就不会想自己有多了不起,自我良好的感觉就会少一些.二是要谦虚.应该知道自己的短处,看到别人的长处,多多听�"鹑说囊饧�.三是要与人为善.这可分两方面.一方面说,就是过去孔子所谓的"忠恕之道"."忠"有很多种解释,其中一个解释是,"已欲达而达人,己欲利而利人".自己愿意在学术上有所贡献有所成就,要尽可能帮助别人,不要太保守.当然不能要求无条件地做到这一点,比如,一个人正在研究一个东西,而且研究得很好了,这时候就不能够非要人家把自己的东西先告诉你.人家不告诉你是自然的.在这种情形以外,不管对象如何,就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别人,不要太藏私了,要做一点对大家有益的事情.另一方面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与人".就是所谓的"恕道".在我看来,凡是做学问的、搞艺术的,高级意识形态的人,过于专心致志,往往愿意别人关怀自己,对于别人的关怀则较少,这是很不好的一个趋向.当然我也原谅,拿研究工作来说,一天到晚专门搞东西,对于别的事情不关心,不去想也是通常易见的.可是实际上看起来,这种现象如果发展到严重程度,就会变成一种病态,这是不健康的.因为搞人文学科的人最终一切东西要归结到对社会、对人类有益.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对很多事情想得很明白.比如说,一个问题研究得很好,很有成绩,其实仔细分析起来,很多是别人无形成果的帮助,没有那些人做,自己也不会达到一定高度的,所以想到这里的话,心胸应该开阔一点,而不至于过多地计较这,计较那的了.比如说,没有很多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以及原始材料的整理者刊布者的努力,和一些前人的有价值论著,我们想要在某些地方有所突破,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还有两点：其一,别人学问不及自己的,自己千万不能轻蔑人家,因为也许他在别的方面有潜力、有天赋才能,没有发挥出来,也许他在别的方面的成就,自己没有功夫去了解,所以最好慎重.轻蔑别人是很容易伤别人的自尊的.其二,人不知而不愠.这一点更难.人家不了解,不欣赏,甚至于误会,不必去计较.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因为大家都希望别人肯定自己,重视自己,尊敬自己.偶然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东西,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
我这里讲的是最普通的道理,没有什么很深的东西,可是都不是只在言论上谈,而是要在行动上切切实实做到.这是应该共勉的,并非我已完全做到了.
第二,关于求知.我的看法是,一些年轻的同志应该比较早些定下心来在一定范围内做深入研究.因为现在一个人不可能广而博,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点事情,因此要早点有所归宿.就怕今天找题目做点这个,明天做点那个,这往往是很聪明的人做的.非常聪明的人往往守不住,要换地方,这容易吃亏的.
做研究,首先要看论文的质量,编的东西是不能代替论文的,它只是把别人的东西编集在一起而已.如果做论文有困难的话,或者是各方面条件不足的话,宁可做一些原始史料的整理、校订、翻译、编辑、出版工作,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就怕做大而无当的论文,过若干年后会被时间淘汰.因为非常宏观的论文必须是某一方面学问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可以综观全局了,才能有条件写.要是没有的话,年纪轻轻的,一下子写大的东西,发表了以后非常高兴得意,那也不会持久的.做学问得有一种后劲,可持续发展,别以为已经菩提树下得道了,很了不起了,那就不能再进步了.
其次,文章一定得会写.有多大的学问,一不能说,二不能写,还有什么意思？那就变成古人所说的,跟下棋一样,变成自己的娱乐,对自己有用处,对大家就没有意义了.要不然讲学,要不然写文章,总得有一条路要走.对我们而言,还是得写文章.写文章最要紧的,就是要写得简洁.简明扼要,干净利落,这是一生都应该追求的.这里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做学问的,往往是好不容易千辛万苦才得到一定的见解,或得到一点材料,舍不得,老想全用上.可是有的时候,对于全篇来说,这是多余的,不必要的,甚至是错误的,这就要忍痛割爱了.有的文章臃肿不堪,其实是损失,并不是所得.所以我常常觉得,一个人最终的成果,和他自己付出的努力相比,相距非常之远,所能露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冰山以下的东西,人家看不到的,多得很.必须这样才行.
写文章得简而约,必须要下功力.建议有时间可以看几类容易到手的东西.一类是中国的古典诗词,古典诗词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简,比如说律诗,要限制在七律6个字中,把一件事情、自己的感情表达得很好；文言文同样的特点.读这些,好像离自己的业务很远,没有多大关系,可是确实对写作有点接触间接的帮助.例如清朝的奏议也值得一读.因为它是给皇帝写的,不能随便.一定要写得清楚清,而且要简洁,除了上万言书是例外,一般数字都有所有限制,要在这些数字内说清楚.清朝有一些有名的、写得好的,如同治、光绪时既是名臣又是学者的奏议确实相当不错.再一类是上一代人乃至上上一代人写的学术著作.当然这些隔得远一点,又不是有关藏学的,我们不见得完全能懂,可是得看一看他好在什么地方.比如清朝的学者也好,清朝的考据学家也好,民国以来大家都公认为相当好的学者,要看他们的文章好在什么地方.如果不看他们的东西,自己有一点收获,就会沾沾自喜.多看一些前辈的著述,就会恍然自失了,觉得他们在不少(不是所有)方面的造诣确实很深,知道的也很多,我们有些地方还是比不上他们.所以要常常翻一翻,不要懂不懂.不懂也没有关系,看了就会知道,大家、名家自然有他们的成为大家、名家的道理所在,不是随随便便自封的.所以,这些东西虽然绕远一点,还是值得看一看的.
第三,关于外文.我认为,如果不是必须的话,只学一种,深入就行.要求能够看懂自己的业务书,而且能够理解得很深,准确,最好能够笔译出来.语种学多了,记不住,而且很容易忘的.至于说实用的方面,要是不在外国住的话,所用的范围很有限.学外文,一般说起来,容易出错并不在专业词汇上,而是在普普通通的字眼上.最基础的词汇、语法别弄得糊里糊涂,要随时地留心.即便这方面学得相当好了,也的经常看一看,巩固一下.英文里最难的一种是常用的词汇,有很多种意思,太活了；还一种就是抽象词汇,翻译起来很难,看了以后心知其意,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为此就要多翻字典.翻字典是很苦的事情,但翻多了慢慢就会感兴趣.应该找几部好字典,无论是外文的还是汉文的,放在手边经常翻一翻,它们就是老师.
再一个,目录学知识要熟悉,有些必须知识的原始材料、著作、现代人的研究情况都要了解,做到心里有数.
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大,东西很容易忘,即使是自己写过的也忘,记不住了.可是年纪大了有几方面的好处：一是心里比较沉静,没有很多事情干扰,知道自己能吃几口饭了；第二见解方面比过去深刻了.因为涉世深了,自己经过不少挫折,能总结了.所以年纪大的做学问的优点,年纪轻有年轻的优点,尽可能按自己的优点来发挥.
最后,我觉得,科学事业是个大的工程,每人都只能做过渡性的一部分,将来还会有人往下做.实事求是,竭尽所能,能做多少是多少,对大家有用就很好了.
做学问要努力攀登高峰,做人还是自然平淡,心情一直保持稳定,最好.
(本刊记者采访整理)
[作者简介] 邓锐龄,满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已离休.(北京 100101)
